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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在弗兰克之前，已经有许多努力来矫正其所指出的不平衡。

只有将特征与进步性两者并重，才会产生意义。正如所有生动的形象都会成为审美对象一样，法律的形象表达也会进入审美领域并使人们对其产生审美感受和评价。

庞德绕开实用主义的某些片面性，形成较全面和稳重的社会学法学体系。从总体上看，这股现实主义思潮对于避免传统法学某些绝对化的弊病，推进法学与法律实践，起到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某一法学思维范式一旦唤起较多法学家的同一理论思维趋向，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经过这些人群内部的相互切磋、整合和加工提炼，外部的批判与订正、认同与补充，以及时间与空间的考验，往往就要凝聚成为一股强弱不等的法学思潮。正是这种思维使我们建立起人类生活与法律规范之间的互动联系。在美国，这类研究已作了很多，作得比较认真，发表的学术文献已汗牛充栋［７］１３０-１３１。

有若干法学家着手撰写一些论文，并已有几部探讨少数民族特殊规范生活的著作问世，还有翻译版本的美国A.霍贝尔的《原始人的法》和被译为《初民社会的法》的著作。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法学方法论最终要求在用以判决的前提（法律和规则）与法官的推论之间存在一个可检验的推导关系。对法律的顺从部分地来自于对于政府是在保护和促进最基本的那些人类利益（包括基本的个人自由）的一种社会理解。

这种非寻常的权利思维特别关注了如下内容：（一）权利与政府彼此相容。消极权利禁止和排除政府。在通常情况下，权利的行使或者权利的真正享有是需要花费大量的公共资源的，或者说，权利的享有与权利的行使必然要依靠政府来组织和动员公共资源予以保障。所以，在权利被不良地理解的地方，他们就能够鼓励不负责任的行为。

这种政府管理性的资助必然具有再分配的性质。消极权利典型地是保护自由，积极权利典型地是促进平等。

在华伦首席大法官领导下的联邦最高法院和其它的政府机构开始对非国教徒慷慨地赋予权利之后，普通公民就开始漠视他们的传统义务了。[2]（P16—17)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权利必然是实证的，即由现实的法律来授予的。当从财产所有者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并不存在关于穷人的救济的任何特别的施舍。在美国人的心目中，长期以来，人们都坚信，宪法的根本主旨之一乃是保护个人免受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或者公共权威的干涉，权利主体按其意愿而行使自己所拥有的权利，根本不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政府只需要克制自己就可以了，因此权利也就是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权利几乎都是消极的。

私有财产的最热心的倡导者可能会试图保障每一个人具有某些基本的营养和居所。当公民自由至上主义者把少部分的权利视为是绝对的权利的时候，他们可能忽视了花费稀缺资源在我们已经确证为最紧急的社会利益的那些有限的事物上的分配性后果。……（比如）严格的预算限制暗含着儿童虐待的一些潜在的牺牲者将成为儿童虐待的实际的牺牲者，而国家对此将做不了什么事情或者甚至根本就无能为力。强制执行权利是昂贵的，尤其是统一而公平的强制执行。

把权利描述为公共投资就是鼓励权利理论家注意权利是否强制执行的问题不仅仅是有价值的和审慎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公平分配的问题。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得到保护的那些权利是由自由的民主国家在最广泛的值得赞赏的公共服务来传递的。

没有任何其强制执行是以纳税人的贡献的一种有选择的花费的权利，最终能够由司法部门在不考虑由政府的其它承担最终责任的部门的预算后果的情况下单边地加以保护的。[2]（P117）（四）权利的权衡不可避免。

在这种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上，权利和责任远不是对立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实中，一项法律权利的存在，当且仅当其具有预算成本时才是真实的。因此，考虑到这种不稳定的现实，我们不应该把权利视为超越于时空的东西，或者在性质上把它看作是绝对的东西。现代的阶级之间的妥协不仅仅在美国而且也在所有自由民主政体作为其如今的基本特征的财产权利与福利权利的结合中得到了反映。（三）强制执行权利意味着分配资源。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相关的权利有助于确保对于许多人优先于在目前个人声称的那些善。

这种全面而重要的资金资助方式表明，根据美国的法律，个人的那些权利都是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物品。霍姆斯和孙斯坦认为，机会的提供和对穷人的帮助也总是与公共分享的正义概念相联的。

宪法保护个人免受私人行为的干涉，惟有在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授权、鼓励或者主持这种行为，或者政府至关重要的介入导致了这种行为的发生。有关价值、事实和伤害诸问题的判断是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的。

因此，如果一个强有力的派别控制了政府并排他性地为了部分人的或者宗派主义的目的而利用政府，那么，在一个多派别的国家中的其他人就将正确地推断说基本的社会契约已经被违背了。他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单凭自己就可以为他自己的行为创造出所有的前提条件，一个自由的国家不能把个人和从属团体对国家的依赖一笔勾销，因为某种类型的依赖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恰恰是具有促进作用的而不是起弱化作用的。

注意成本是简单的另一条与更为繁忙的人们经常到达的那些路线并行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向一种对包括宪法权利在内的所有权利的适当性质的更好理解。[2]（P19）于是，从成本的角度来说，真正的权利实际上就是那些能够通过使用各种政府工具而被个人或者团体加以可靠保护的重要的利益。确实，它远比比喻意味得更多，作为一种纯粹描述性的或者历史性的事物，许多权利把其起源追溯到了寻求合作或者至少与他人和平共存的不同的人们中间的讨价还价。注意到美国人的权利是如何在不停地变化并不是在强调为相对主义辩护，并不是在强调说基本的人类利益是随着文化的不同而非常地不同的，甚至也不是在强烈暗示政府无论其愿望如何都应该界定权利。

[2]（P209）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人所珍视的那些基本权利就来源于确保很不相同的社会团体在全国范围内的富有成效的协作的那些社会交易，福利权利本身从社会合作来看乃是一种为了整个社会的集体目的的长期投资，同时也是对包括人们的基本权利在内的所有权利进行充分保护的一个条件，因为它们能够减少社会紧张并促进社会合作。这在财产权利保护方面特别重要。

[2]（P169）五、把权利理解为交易霍姆斯和孙斯坦认为，从权利不是免费的而是有巨大的财政花费，即所有的权利都分别地和共同地具有相应的成本来看，权利的赋予以及权利的保护实际上就是一种交易，一种政府和个人之间寻求得到个人的社会合作的交易。[2]（P99）如德沃金也不得不承认权利又是时刻需要平衡的，即用平衡一种权利来对抗另一种权利。

[2]（P116）具体来说，个人的福利和社会的福利都会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免于不合理的搜查和查封的自由以及宗教自由的促进。[2]（P190）福利权利实际上也是作为一种社会交易的形式而存在的，其目的之一在于确保基本的社会公平以得到社会共存所需要的良好的社会合作。

相反，费用是按照他们个人所得到的服务的比例而针对特殊的受益者而征收。但美国人似乎又很容易忘记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本质上要依靠积极的国家行动。（一）资源匮乏肯定影响自由和权利的保护。因此，拟议中的《受害者权利宪法修正案》就是对个人的和社会的抛弃物的一种反应。

而且，对于他们自己的目的来说，他们需要动员穷人而不是仅仅安慰或者安抚他们。（二）权利具有成本乃是一个自明的事实。

一个最基本的、也可以说是常识的事实就是，权利必须始终伴随着救济，恰如那个古老的法谚所说的哪里有权利，哪里就有救济。获得国家帮助的权利———这当然要求政府在相关领域或者事项方面应权利主体的要求而采取积极的行动，这明显地使权利又具有了积极的色彩。

这不仅仅对于那些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获得医疗照顾的权利以及获得食物券的权利是真实的，而且对于那些获得私人财产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免受警察滥用权力的豁免的权利、契约自由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以及当然还有那些具有美国传统特征的全部华丽外观的权利也是真实的。通过对这个事件的分析，霍姆斯和孙斯坦把权利思维导入了另一个长久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方面。